文︱陆弃
当地时间5月14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因为一句极具争议的表态迅速引发舆论震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会上宣称，美军针对伊朗实施超过1.36万次打击行动以来，仅确认一起平民伤亡事件，也就是今年2月28日发生的学校遇袭事件。但问题在于，美方至今仍未正式承认责任，而《纽约时报》、国际人权组织以及伊朗方面公布的数据，却显示大量学校、医院和民用设施在冲突中遭到破坏，平民伤亡规模远超美军所承认的数字。
真正引发争议的，并不仅仅是数字差异，而是美国军方面对外界质疑时的态度。面对议员追问，库珀反复强调“无法证实相关信息”，同时承认，美军并未对大量被媒体和人权组织记录在案的平民伤亡事件展开调查。更耐人寻味的是，负责平民伤亡事务的团队过去一年已被大幅裁撤，原本10人的团队如今仅剩1人。
这场听证会实际上暴露出一个长期存在、却总被美国刻意淡化的问题：当现代战争越来越依赖远程空袭和精准制导时，“低伤亡战争”的叙事，也在不断掩盖真实的人道代价。
过去二十多年，美国军事行动始终强调所谓“精准打击”。从伊拉克到叙利亚，美国不断向外界展示先进武器如何降低附带伤害，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了一种“技术神话”——仿佛只要武器足够先进，战争就能被控制在有限伤害范围内。
但现实从来没有如此简单。战争不是实验室里的程序计算，而是在信息混乱和巨大压力下展开的暴力行为。只要空袭发生在人口密集区域，平民伤亡几乎不可避免。问题在于，美国这些年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技术语言和统计方式，重新定义战争中的责任边界。
库珀所谓“仅有一起平民伤亡事件”的说法，本质上并不是在证明战争足够“干净”，而是在利用极其严格甚至封闭的认定标准，缩小平民伤亡统计范围。换句话说，不被调查的事件，就不会进入统计；没有被正式认定的死亡，也就不会成为“官方责任”。
这种逻辑并不陌生。过去美军在中东多次行动中，都曾出现类似争议。人权组织和媒体不断披露平民伤亡数据，而美国军方则往往以“证据不足”“无法确认”回应。长时间下来，美国实际上形成了一套高度依赖内部认定的责任机制：调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认定标准由自己制定，最终结论也由自己发布。
更敏感的是，此次争议发生的背景，本就是一场合法性存在巨大争议的对伊军事行动。美国议员在听证会上不断追问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其实比平民伤亡更尖锐——特朗普政府究竟依据什么法律授权发动对伊战争？
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恩公开质疑，参议院至今没有看到司法部关于战争合法性的法律意见书。换句话说，国会被要求批准巨额军费，却无法完整了解战争发动依据。这已经不仅仅是军事问题，而是美国宪政结构中的权力边界问题。
冷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在海外动武上的权限实际上不断扩大。从科索沃到伊拉克，从反恐战争到无人机空袭，白宫越来越倾向于绕开国会，通过紧急授权和安全理由直接推动军事行动。久而久之，美国国内形成了一种特殊现象：战争越来越频繁，但围绕战争合法性的公开审查却越来越少。
而这种趋势，如今开始遭遇反噬。因为长期战争不仅消耗财政，更消耗国家信誉。当美国一边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边又在自身军事行动中回避透明调查、淡化平民伤亡时，其国际道义形象必然受到冲击。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军方如今对平民伤亡事务的“去机构化”趋势。相关岗位被裁撤、调查资源被缩减、审查流程不断弱化，看似只是行政调整，实际上却可能意味着，美国正在逐渐降低对战争后果的内部约束。
从伊拉克战争到阿富汗撤军，美国过去二十年的军事经历已经反复证明，真正损耗一个大国战略信誉的，往往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之后不断累积的信任危机。当外界开始怀疑美国是否愿意公开真相、是否仍然尊重自身宣扬的规则体系时，美国所谓“价值观外交”的说服力，也会随之不断下降。
库珀在听证会上不断强调“仍在调查”，但真正的问题或许并不只是调查何时结束，而是外界是否还相信调查本身能够保持独立与透明。因为一场战争最危险的，从来不是硝烟，而是当掌握武力的一方，开始习惯于只承认自己愿意承认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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